齐鲁文化扩展其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，是儒学的向西传布。

秦始皇当政时，据说“天性刚戾自用”，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”，以其绝对的刚愎自信，却仍然“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，欲以兴太平”，在他的高级咨政集团中容有许多儒学博士。

秦始皇廷前议封建事，至湘山祠问湘君，海上“求芝奇药仙者”，都曾经听取他们的意见，“上邹峄山，立石”，又曾经直接“与鲁诸儒生议”。

就所谓“坑儒”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看，当时在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，“诸生皆诵法孔子”者，仅“除犯禁”而“坑之咸阳”的，竟多达460余人。

秦末社会大动乱中，有不少齐鲁地区的儒生踊跃参与了关东地区民众反秦的斗争。孔子八世孙孔鲋，就曾经“为陈王涉博士，死于陈下“。

原秦博士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，号稷嗣君他“征鲁儒生三十余人”西行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。成功后，刘邦感叹道: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！”于是“拜叔孙通为太常，赐金五百金”。

鲁地儒生拜为九卿，使儒学的影响第一次可以托附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。

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的彻底确定，是汉武帝时代。

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、太常、御史大夫、丞相，封平津侯，是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一个重要信号。《史记》卷一二一《儒林列传》记载:“公孙弘以《春秋》白衣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，天下之学士摩然向（乡）风矣。”裴骃《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一云‘自齐为天子三公’。

”在《史记》卷一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又说:“丞相公孙弘者，齐菑川国薛县人也”司马贞《索隐》:“案，薛县属鲁国，汉置菑川国，后割入齐也。”据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:“钱大昕曰:《史记·平津侯传》称齐菑川薛县人。

《汉书》同是。汉初苗川与鲁俱有薛县，其后并省，《班志》据元成以后版籍，故川无薛’徐松曰:“菑川始立国恐不止领县三。传称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，乃割临菑东园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。

薛初属楚，故为薛郡，不止一县地，实临东境也。宣帝五风中，王终古有罪诏削四县，若止领县三，何足当削？此恐薛先为所属，削后移属之也”。

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，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所闻者”，加以培养，充实政府机构，“以文学礼义为官”。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，于是“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”。

汉初政治结构，经历了由“功臣政治”和“功臣子政治”两个阶段，在汉武帝时代又开始了向“贤臣政治”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，进居统治集团上层，恰恰是和这一历史转变同步的。

汉武帝时代，黯黄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及文学儒者数百人，实现了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所谓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的历史性转变，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。

西汉后期诸朝丞相，已以史文吏和经学之士为主。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，丞相计21人22任，考其出身地域，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。其中齐鲁人合计7人，8人次，人数占总人数的33.33％。以人次计，则占总人次的36.36％。

《史记》卷六七《仲尼弟子列传》列录的77人中，齐鲁人45人，占58.44％；卫、宋、陈、楚、吴人12人，占15.5％；秦人2人，占2.60％；籍贯不明者18人，占23.38％。《史记》卷一二《儒林列传》中所列录的西汉前期著名儒生，仍然以齐鲁人为主。

所见39人中，齐鲁人28人，占71.79％；其他燕人、砀人、温人、广川人、雒阳人共计7人，占17.95％；籍贯不明者4人，占10.26％。然而，据《汉书》卷八八《儒林传》的记载，综合考察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，情况则已经有所不同。

我们看到，齐鲁人在西汉名儒中占45.60％，出身其他地区者占46.11％，籍贯不明者占8.29％。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的儒学学者中，有远至蜀、淮南、九江、江东，甚至苍梧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三辅名儒占总数的5.18％，三河名儒占总数的5.70％。

分析《后汉书》卷七九《儒林列传中提供的资料，可以看到当时著名的儒学学者，齐鲁占36.36％，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者，占学者占63.64％，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关中学者占6.8％，河南、河内、南阳巴蜀学者古7.95％，会稽、九江、豫章学者占6.82％，巴蜀学者古10.23％。

齐鲁儒学学者比例的下降，并不是由于当地学的衰落，而说明了儒学在各地的普遍传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