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仿的孟子就整天学着别人“嬉游为墓间事，踊跃筑埋”，孟母觉得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，于是就搬迁到集市附近；没想到孟子又天天“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”，孟母只好再次搬家，迁居到国家教育机构学宫旁边；在学宫那种读书演礼的浓郁氛围的影响下，孟子也在平日的嬉游中学着“设俎豆，揖让进退”。孟母觉得这才是适合孟子成长的良好居处，于是定居下来。另一段记载说的是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，见孟子从学堂回来，就问起他学习的情况。当看到儿子的学业并没有什么进步时，孟母就生气地举刀割断了正在织着的布匹，以此来教育孟子，废学如同断织一样，最终都不会有所成就。孟子受到教育，从此“旦夕勤学不息”。《韩诗外传》则记载了另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孟子看到邻家杀猪，就问母亲，杀猪干什么？孟母开玩笑地随口说，杀猪给你吃呀。说完之后，孟母就后悔了，觉得儿子已经懂事了，说这样的玩笑话骗他，是教他不守诚信。于是就以身作则，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。

　　以上就是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“孟母三迁”、“断织劝学”、“杀豚不欺子”的故事。虽然这些故事并不一定完全真实可信，但却可以看出在孟子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，孟母的教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，对其学业和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　　在母亲的教育和年少时代求学的过程中，孟子渐渐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兴趣。稍长之后，孟子开始拜师求学，研习儒家学说。孟子非常尊崇孔子，曾引用孔子学生宰我、子贡、有若的话，赞美说：“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”(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，以下只注篇名)并且，他还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，称自己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(同上)。但是，孟子又非常遗憾地说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(《离娄下》)意思是说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，我是私下向人学来的。那么孟子所说“私淑”之人是谁呢？司马迁《史记•孟子荀卿列传》记载孟子“受业于子思之门人”，认为孟子是从子思的门人那里学习孔子学说的。子思是孔子的孙子，姓孔名？，字子思，是战国初期有名的大儒，到孟子生活的年代时，已经去世了。荀子曾批判孟子，并把孟子和子思相提并论，说“子思唱之，孟轲和之”(《荀子•非十二子》)。可见孟子确实是师从过子思的一位不知名的门人，所以他的思想和子思是一脉相承的，史称“思孟学派”。

　　经过刻苦的饱学和钻研，孟子终于学有所成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深厚修养的儒学大师，并享有了较高的名望。此后，大约到四十岁之前，孟子的主要活动是聚徒讲学，宣传儒家思想。孟子认为“君子有三乐”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(《尽心上》)，所以孟子同孔子一样，都非常热衷于教育。虽然他的门人没有孔子那么多，但是先后可能也有几百人，而乐正子、万章、公孙丑、公都子、屋庐子、陈臻和充虞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，诸子蜂起，通过创办私学来宣传各派的主张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孟子收徒讲学自然也有这个目的。他忧心于当时“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”(《滕文公下》)，而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；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”(《尽心上》)，因此他对杨朱、墨翟两家过于极端化的主张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，教育弟子说：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”(《滕文公下》)孟子正是通过对当时流行学说的抨击，来达到捍卫和宣传儒家学说的目的。大约在四十岁之后，孟子开始奔走于各国，从事游说活动。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，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十分活跃的政治因子。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，极尽唇舌之能事，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主张去制定内政外交政策，四处游说成为各个学派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。孟子为了把他的仁政王道理想推行于天下，也开始了游说于各国的征程。

　　孟子首先来到齐国，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。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在位，正重用孙膑、田忌等人大振国威，一心想用武力征服天下。而孟子所倡导的王道仁政思想无疑与齐威王想推行的霸业格格不入，所以虽然受到礼遇，却不被重用。后来孟子听说宋国的偃王想实行仁政，于是就离开齐国前往宋国。临行前，齐威王赠他黄金一百镒，孟子没有接受。到了宋国后，孟子向宋臣戴不胜建议，认为宋王要实行仁政，必须多多亲近“善士”，只有一两个“善士”是不够的。但是不久当孟子看到宋国君臣对恢复“什一而税”(即十分抽一的古代税率)迟迟不肯付诸行动，觉得宋国并没有实行仁政的诚意，就离开了宋国。

　　孟子离宋之后，经过薛回到邹国。据应劭《风俗通义•穷通》所记，孟子在由薛至邹的途中，曾经遭受绝粮之困，差点饿死途中。在邹国期间，滕国的滕定公去世，滕文公即位。因为滕文公做世子的时候，曾在宋国与孟子有过两次交谈，对孟子的为人为学十分仰慕，所以甫一即位，便马上派然友到邹国，向孟子征求关于滕定公丧礼的意见，随后又礼聘孟子前往滕国帮他推行仁政。

　　孟子在滕国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言论，提出了一系列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，如“制民之产”、“恒产恒心”(通过制度让老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，使其能操守恒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)，实行井田制和“什一而税”，发展教育等等。当时农家学派的许行及其弟子们也慕名来到滕国。于是孟子和许行的门徒陈相就有了一场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辩。孟子批评了许行的绝对平均主义，阐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，显示了进步的眼光。但他进一步总结说：“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。”(《滕文公上》)却为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。总之，孟子在滕国的一系列言论，是他仁政思想的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。不过因为滕国毕竟太小，而且危于齐、楚之间，难以使他的仁政理想推行于天下。后来，从千里之外传来魏国“卑词厚币以招贤者”的消息，孟子就离开滕国，来到魏国。

　　魏国在战国初年经李悝变法之后，逐渐强大起来。到魏惠王的时候，因于周显王八年(前361)迁都大梁，故魏又称梁，魏惠王又称梁惠王。梁惠王中期以后，魏国在与齐、秦、楚等国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惨败，丧师失地，国力渐衰，梁惠王决心东山再起。所以当大约已年过六旬的孟子一到魏国，梁惠王就迫不及待地前来面见，问道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则从容对答：“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(《梁惠王上》)

　　然后向梁惠王阐明了儒家先义后利的道理。此后，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多次交谈中，先后阐述了“与民偕乐”、“不违农时”、“庠序之教”、“为民父母”、“施仁政、省刑罚、薄税敛、深耕易耨”以及“仁者无敌”的仁战学说等王道仁政思想，并为梁惠王描述了一幅王道乐土的理想图景：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(《同上》)但是，在梁惠王看来，孟子所津津乐道的一切虽然美妙无比，却与魏国的实际处境相差太远，正如《史记•孟子荀卿列传》所说的：“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”所以孟子的仁政理想仍不得实行。周慎靓王二年(前319)梁惠王去世后，孟子见继位的梁襄王“望之而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”(《同上》)，觉得他看上去不像个人君的样子，接触时又觉不出威严所在，不是个可以寄希望的国君，于是就离开魏国，重返齐国。

　　这时齐威王已卒，其子齐宣王在位。经过齐威王的改革之后，齐国国势强盛，不可一世；宣王野心勃勃，想称霸中原，征服秦楚，最后一统天下，因而重兴稷下学宫以招贤纳士。所以，孟子返齐之后，仍受到礼遇，被齐宣王待为客卿。此后，孟子在与齐宣王的交谈中，抓住一切契机，规劝齐宣王放弃霸道，推行仁政王道。当他听说齐宣王不忍心杀牛祭钟时，就以此为话题，肯定齐宣王的“不忍”之心，劝谏他将这种“不忍”之心“推恩”于百姓，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，放弃好似“缘木求鱼”的霸业追求，转而从根本上“制民之产”，以实现“保民而王”(《同上》)。当他听说齐宣王“好乐”时，就启发齐宣王要“与民同乐”(《梁惠王下》)。在此期间，孟子还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本思想。孟子在与弟子万章的对话中曾引用《尚书•太誓》中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的话说明民意是天意的代表(《万章上》)，因此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(《尽心下》)，认为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”(《离娄上》)。基于此，他大胆的告诫齐宣王，像纣那样的暴君，臣民可以正义地将其诛杀。但是，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并不太感兴趣。后来，孟子离开齐国，送母归葬于鲁。公元前315年鲁景公卒，鲁平公即位后，请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。在乐正子的劝说下，鲁平公准备登门拜访孟子，因为宠臣臧仓毁谤孟子而作罢。孟子回到齐国后，正逢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将其侵占，燕王哙自杀，相国子之也被齐军所杀。孟子劝告齐宣王送回俘虏，归还燕国重器，并与燕国臣民商议另立新君。但宣王不听，结果于公元前312年被燕国臣民和诸侯联军打败。孟子十分生气，于是辞退卿位，离开了齐国。

　　此时孟子已经七十余岁，无力再去游说诸侯，于是带领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人回到家乡邹国。此后，孟子专心讲学，并集中精力与万章、公孙丑等弟子“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”(《史记•孟子荀卿列传》)。到去世，孟子享年约八十四岁。